有的地方“整酒”陷惡性循環，農民一半收入交了份子錢
“我去年‘吃酒’花了４萬多元，人情負擔實在太重了，真的有點吃不消。”在湘西北石門縣白云鎮，一位姓楊的酒坊老板對記者說。
在石門縣，遇到紅白喜事會擺“流水席”招待賓客，應邀出席的親朋好友隨“份子錢”表示心意，這種風俗被稱作“整酒”“吃酒”。
記者采訪了解到，在一些地方，除了傳統的婚喪嫁娶以外，這兩年“整酒”名目越來越多，遷新居、考大學、過生日都是一些群眾整酒的理由，甚至懷孕整“保胎酒”、出獄整“洗心革面酒”。
“整酒”花樣層出不窮，已成為部分群眾沉重的負擔。重慶三峽庫區農民呂才富給記者算了筆賬：當地一個農民一年的收入平均不過三四萬元，有些人份子錢就要交兩三萬元。
“一半多收入交了份子錢。”呂才富說，一些村里的低保戶本來就收入低，靠國家發的救助錢過日子，現在卻還要拿救助錢當份子錢。
記者調查發現，在一些地方，“整酒”如今已經成為一種惡性循環。一些人送過錢，就會想辦法將錢撈回來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找個名目“整酒”。在三峽庫區，有的家庭為了賺錢，一年能擺兩三次酒，擺完了“生日酒”擺“升學酒”，擺完了“升學酒”，又開始擺“喬遷酒”。
在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重慶巫溪，一些農民不堪“無事酒”重負，甚至編了順口溜：年年“整酒”有搞頭，兩年“整酒”打平手，三年才辦冤大頭。
治酒規定千差萬別，整治效果各不相同
目前，針對“整酒風”不良現象，多地已出臺“治酒令”。記者梳理發現，各地“治酒令”相關規定差異較大：
——有的地方只限制黨員干部“整酒”，有的地方則黨員干部和普通群眾一起管。比如石門縣的治酒令限制的對象是黨員干部等公職人員；而重慶巫溪、巫山，貴州綏陽、習水等地在整治過程中，將黨員干部和普通群眾一并納入。
——各地普遍規定，除婚喪以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“整酒”，但在具體的參加人員以及“整酒”的規模上，規定并不一致。比如，重慶巫溪將婚宴桌席限定在１５桌（１５０人）以內，貴州六盤水則規定，嫁娶雙方合辦婚宴的規模控制在３０桌（３００人）以內。
——對黨員干部，各地普遍用黨紀進行規范，嚴重者會被免去職務、開除黨籍；但對普通群眾，在違規“整酒”的處罰措施上各不相同，有的要求公安、食藥監等部門進行查處，有的處罰飯店老板，有的甚至取消低保資格。比如，三峽庫區一鄉鎮規定，違規“整酒”的村民“取消低保、貧困戶評定資格”。
“治酒令”出臺后，在一些地方已初顯成效。姚瓊是巫溪縣上磺鎮的一名個體戶，她有個專門的賬本記錄份子錢。在這個賬本上記者看到，兩年前她平均每年交份子錢４萬多元，自從整治無事酒后，年均僅３０００元左右。“整酒風氣剎住了，我的負擔輕松多了。”姚瓊說。
與此同時，記者調查發現，“治酒令”在不同地區、不同群體間效果差異較大。在只規范黨員干部整酒的地方，黨員干部管住了，但普通群眾整酒之風依舊盛行。石門縣的一位鄉鎮黨委書記告訴記者，２０１３年該縣明確規定除婚喪嫁娶外，黨員干部、公職人員、國企員工一律不準整酒。在嚴令禁止下，石門縣公職人員整酒現象得到有效遏制，但是民間尤其是農村地區的整酒風依然如故。
有些地方雖然黨員干部和普通群眾一起管，但因為對后者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，群眾整酒之風依舊。秦巴山區一貧困縣整酒辦負責人向記者坦言：“整酒措施對普通群眾的效果不好，因為沒有太多辦法。”
治酒須掌握界限 應注重訂立村規民約移風易俗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治酒過程中，有些地方的整治措施也引起爭議。比如，有的地方規定，復婚不準操辦酒席、群眾操辦婚嫁酒須填寫申報表等。
“大操大辦的鋪張宴請風的確已成為群眾不小的負擔，政府有責任采取措施遏制‘歪風’，但規范不宜‘越界’，不能超過法律法規的授權限制群眾置辦酒席的正當權利，模糊‘公私’界限。”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教授李萍說，各地最好通過發動鄉賢、訂立村規民約、激活鄉村自治機制來引導民間移風易俗。
記者調查發現，為了剎住“整酒風”，不少地方已經在探索利用村規民約進行引導。湖南省寧鄉縣大成橋鎮大成橋村成立紅白理事會，分別制定章程，在倡導從新從簡辦理紅白喜事等方面做了明確規定。比如，“村民辦紅喜事，理事會送窗花剪紙、對聯、自制花盆等”“村民辦白喜事統一送慰問金２００元、送挽聯、花圈、鞭炮等，村干部不另送禮”。
巫溪縣在整治“無事酒”的過程中，村規民約也起到重要作用。“根據我們整治的經驗，村規民約很好地填補了制度的漏洞。但要讓村規民約落到實處，還需要從黨員干部抓起。”巫溪縣紀委書記張治民說，一方面要求黨員干部以身作則，引導民風好轉；另一方面還要對其嚴格責任追查，以防“無事酒”整治措施落實不到位。
湘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倪洪濤建議，剎住“整酒風”應走出處罰依賴癥，政府可以用行政獎勵等柔性方式進行引導，對不大操大辦的實施獎勵。 (新華社“新華視點” 韓振 劉良恒)
